还学生以生命成长的高度
2015年10月20日 10:33:54访问量：132次
是什么？我们唯有对这形而上的本源性问题作出思考，才能对教育形成自己的理解，拥有自己的主张。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的生命化教育实践——学校行为文化建设，让我们更真切地贴近了教育的真谛：教育是服务并伴随着孩子的生命成长的。生命有其自然属性，教育应培养孩子“应然幸福”之生命底蕴。生命有其社会属性，教育应培养学生有生命的承担意识。生命有其精神属性，教育是人性成长的追求。
凌宗伟：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 张瑜
生命化教育必须在妥协中坚守，在夹缝中生存，在应对中改善
张瑜：德国思想家朋霍费尔说过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的命。这句话充满了生命的悲情，您是如何看待的？
凌宗伟：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认命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许多时候是要认命的。比如说我如果不是出生在一个职工家庭，而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你说现在会是这样的状况吗？反过来说，我如果不是出生在一个小城镇，而是出生在西北山区，我有今天这个状况吗？没有。所谓的命，其实取决于你的家庭因素和生存的社会环境。
张瑜：您谈到生命化教育是在“夹缝中生存”，受到行政体制以及家长的双重压迫，感觉很痛苦，这与您倡导的“享受教育”观是否存在着冲突？
凌宗伟：“在夹缝中生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受到两头的挤压，一个是上面的挤压，一个是来自下面的挤压。
作为一所学校的管理者，我们一方面要把社会、家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到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我们的教育追求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一种教育智慧，就是把某些不科学的要求按要求“都做到位”。因为我们明白，只有做尊重教育规律的事情，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我们既然坚信这个选择是符合规律的，那么就要克服重重困难走下去。比如，我们在应对“三星级”高中的复验中，要准备大量的材料，说老实话，一所学校，一天到晚都在思考建立这个规章那个制度的时候，哪还有精力去搞教学呢？但是验收的标准在那里，达不到这些标准就过不了关。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动脑筋想一个很好的应对办法，如若不然，学校办不成了还怎么去实现你的教育追求和教育理想呢？
换句话来讲，只要内心坚守，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有的时候是需要适当妥协的，这也是生命化教育的一种主张。在大环境下唯有妥协让步，才有可能改善当前的教育氛围，添加一些符合教育规律的、顺乎人情的教育理想，减少一些有悖于教育发展的主张和行为。
张瑜：在这样的环境下，做教育会很辛苦，那么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凌宗伟：辛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应试教育已经是现代教育的一种常态，要改变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再辛苦我们也要开心地去做。怎样才能开心？这就需要我们以一种良好的心态来应对。良好的心态源自于哪里？应该源自于我们对教育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明白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办教育，理清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能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老是想着苦，就会越想越苦，如果不把它当作一种苦差事来做，尽管也是苦的，有可能只是身体上的苦，但是心不苦。人不能把自己弄得身心俱惫，这样会垮的。
承认和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存在价值，并为这种价值的实现
创造各种条件和可能
张瑜：生命化教育强调生命个体，强调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您在课堂上是如何做到的？
凌宗伟：这个问题是不能靠行政推动来解决的，关键要看教师的态度和认知。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选拨性、淘汰式的教育，关注的是极少数学生。我们之所以要倡导“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关注所有的学生或者更多的学生，但是要想在短期内让每个教师都能关注所有的学生或者更多的学生，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大多数教师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这样的行为方式在短期内要想取得突破性的改变是很难的，所以要靠不断地提醒和坚持。我们学校之所以坚持每两周一次的周日在全校开研究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这个研究虽然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经常这样倡导，师生们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教育更好的状态应该是一种浸润，而不是一种机械化生产，往模子里一压就是一件产品，这种教育状态不是良性的。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不是你想得多美好就能够做得多到位，因为人不是机器，他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所生存的环境决定的，想一下子就能改变一个人，那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现在一直为人所推崇的“高效课堂”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而一个区域推行一个共同的教学模式更是忽略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堂课也都存在差异这样一个现实。
张瑜：要做到“因材施教”，要做到关注每一个学生是很难的，在课堂上应如何把握分寸？
凌宗伟：关注每一位学生，不能狭隘地理解成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而是在课堂上要跟每一位学生都有精神的交流。对学生生命的关注，体现在细微的行为举止上，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等。现实中，我们的课堂上，一部分教师是不看学生的，没有这种生命互动、情感交流的教学，效果一般来讲不会太好。
张瑜：这样的功力需要教师狠下一番工夫啊。
凌宗伟：是的。所以我经常讲，教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所谓最有效、最珍贵的互动，是老师跟学生心灵的互动，并不是一些形式上的，这也是我不看好某些名校课堂模式表面上搞得热热闹闹的原因所在。课堂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实质而不是形式。
张瑜：作为语文特级教师，您在课堂教学方面是非常有见地的，对于教师上好课您有哪些建议？
凌宗伟：我有一篇文章，谈的是语文教师要具备三种能力。一是对文本硬读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语文教师首先对文本要认真地研究，这种研究是独立的，不借助任何参考资料，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完完全全靠自己钻研。有了这个前提，还得有二次创作的能力，就是研究者要能够根据这个文本，把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生活画面或者遭遇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联想、思考。三是要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要能说会道善写作，这个技能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是这么排列的：会说、会写、会上课。因为我们教师的天职就是一个言说者，是靠说话来工作的，所以口头表达的能力对教师来说，尤其是对语文教师相当重要。为什么要会写？作为一个教师不会写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文本，写和读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写是促进人思考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而这个语言就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有了这两个前提，再加上一定的教育教学技能，我认为这样的老师是可以把课上好的。
一个教师入职后，他前三年的努力对以后的教育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想想看，一个语文教师如果把语文教材都背得滚瓜烂熟了，三年当中又把教案背得滚瓜烂熟，有了一定的解读经验，他以后就是稍微懈怠一点，拿到一个教材，没有任何资料，凭他的经验，再加上他的人生经历，也能够很快地走进文本。现在“高效课堂”为什么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是因为我们过去许许多多的课堂都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为什么会是低效的、无效的？因为一部分教师缺少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师的那种独立钻研教材的精神。于是有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抢眼的概念，几乎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林林总总的教学模式，并且迅速占领了教育的真空领域。
模式化带来的不仅仅是速度，模式化旨在通过一套程式把知识灌输给教育的对象。它传递给学生的是冷冰冰的知识，学生缺少一个思考的空间，也缺少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方式，好像吃快餐一样，它所提供的营养并不能让学生从中得到更多的积淀，这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不赞成“高效课堂”，反对模式化，是基于对教育的认识和负责，因为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丰富人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丰富人的知识。
即便是传授知识，也要有一个对知识观的反思，即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知识，谁的知识才是知识？教育社会学认为，学生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主动选择知识的主体，是参与创造知识的人。教师在课堂上如何看待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独特认识，这也与是否尊重生命有关！
生命化教育不需要套路，校情不一样，人情不一样，风情不一样
张瑜：您自任职二甲中学校长后，一直在倡导生命化教育，实施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您与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张文质先生的观点完全一致吗？
凌宗伟：张文质先生是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是这个课题的总负责人，他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但是，对于教育，每个人的表述方法都不一样，因为个人对教育的理解跟个人的经历和认识，甚至跟他原来的知识基础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和他们的有些观点是一致的，比如有一个阶段，在梳理生命化教育关键词的时候，这个当中他们也用了我们的一些话，但更多的是他们的。毕竟他们是思想者，我们更多的是实践者，但在我们实践当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教育有时候就是一个提醒，教育更多的是需要提供帮助的，这些就是我们的表述。
我有篇文章《教育不可鹦鹉学舌》，“鹦鹉学舌”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它丢失了自己的本性，没有了自己的主张。所谓自己的主张其实是基于自己所在的学校和社区的一种创新的思想，当然也基于自己认知方面的因素，但前提是自己所面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我们反对跟风的道理就在于此。
生命化教育只是一种追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实情，这又要回到许许多多的人一直在纠结着的问题上来，生命化教育究竟有什么套路？它是没有套路的，因为它不需要套路，每个学校的校情不一样、人情不一样、风情不一样。我们做的是人的工作，不是机械化生产。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我们面对的具体人群不一样，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了，那就违背了生命化教育的本质。
张瑜：您与张文质先生思考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哪里？
凌宗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我想我们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是不同的。比如说近几年来，他所研究的生命化教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家庭教育方面，当然学校教育也占了很大的一块。而我更多的是在学校教育层面，当然学校教育离不开家庭教育。我是做具体学校工作的，更多的调研和研究是基于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来开展的，而家庭教育则是从对人整个生命历程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就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人生，但是学校教育还有一个义务就是指导和帮助家庭教育，在这个方面我们做得还不是很理想。因为当下的教育研究氛围并不是很浓烈，再加上我们农村家长的素养参差不齐，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比较难。尽管我们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定期的家长会，不定期的家访，但这都是远远不够的。家庭教育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远远不是学校所能左右的。这样的情况下张文质先生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就相当有现实意义了。
与之相比，我们有升学的压力，有行政工作的压力，有许许多多事情是力不从心的。应该说他的研究和思考，要远胜于我们这些工作在一线的教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我们学校这个小范围内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善。用民国时期的教育学者刘百川的话来讲，乡村教育需要有领袖人物。同样的，各种各样的教育都要有领袖人物，那生命化教育操作层面上的领袖人物我认为应该是张文质先生、黄克剑教授和钱理群教授，应该说他们是生命化教育精神上的领袖。张文质先生曾说过，像孙明霞、沈丽新这些教师属于生命化教育的个体户。我们是志愿者，因为我们是带着一个团队在做，我们不渴求每一个人都能认同，每一个人都能参与，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或者说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有所改变，通过改变来影响我们的学校，影响我们的学生。
我跟张文质先生的基本观点、原则问题是一致的，比如在表达的时候，我们相通的地方就是看上去比较散乱，但又是有明确指向的。在具体处理和表述的时候肯定又是不一致的，而且是不可能一致的，因为他是张文质，我是凌宗伟。从性格上讲，我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是一个儒雅的人、是诗人、是一个思想者，所以他在表述的时候，语言相对来讲就富有诗意，而我的观点比较直率，甚至比较犀利。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近，那是因为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和追求是一致的。
张瑜：您在学校实施生命化教育，推行行为文化建设可以用几个阶段来划分吗？
凌宗伟：我们学校采取的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推进策略，如果说一定要分阶段，只能是最初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更新理念，从2008年到2009年甚至到2010年上半年，主要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理念的传播，一边传播理念一边作实践探索，也就是制订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方案的过程。第二个阶段做了一些小事情，但这个阶段不好和第一个阶段分割开来，在转变理念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小环境的改造工作，就是我们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十来件小事：改造厕所、实行网络对学生全开放、建立学生社团、课间操改成课间舞等诸如此类的小事情。第三个阶段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课堂文化研究的，课堂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心所在，也是困难所在。总之，我们的思路是由宏观到微观，经历了由易到难这样的一个过程。要说课堂研究，从我们推行“学教案”开始就在研究课堂，就在营造课堂，营造舆论的抓手。
生命化教育也分成几个阶段，2011年还提出来“生命化教育的再出发”。所谓阶段也是因为推进的需要，其实这种理论的思考、理念的梳理、观念的转变跟实际的行动是不能分开的，始终是交叉并行的一种状态，区别只不过是哪一个阶段以哪一个为主。就一所学校而言，应该是每个学年或者每几年当中都需要确定一个工作重心。我们最近一两年的工作重心就是课堂文化建设的研究和推进，而这种研究方式我不主张全面普及，因为每个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人的能力和水平同样也不尽相同，不可以盲目地实行一刀切。我就想，愿意的、有能力的先行一步，而这种先行一步也不可能达到一步到位的效果，也有一个探索、研究、总结、提升的过程。一旦做起来了就可以“滚雪球”，慢慢地做大，慢慢地普及。
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生长
张瑜：您对“生命化课堂”是如何认识的？
凌宗伟：既然提倡生命化，就要有和其他课堂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我认为不是在方式方法上，不是在程序上，而是在理念上、在观念上，观念决定行为方式，所以应该慢慢提炼生命化课堂的关键词。我们理解的生命化就是“三个关注”，最初的提法是“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实景”。这里的实景就是课堂的实景，这个词又怕人家不理解，后来就改成“关注课堂”。从逻辑上讲本身就是课堂，这就是逻辑重复，后来就定位为“关注生成”。我们知道课堂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可预料，而这许许多多的不可预料就需要我们教师凭借自己的教育智慧去引导，于是我们改为“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生成”，最终改为“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生长”。其实，关注生命就是关注课堂上师生的状态，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师生表现出来的状态是积极的、健康的、开朗的；所谓关注生活就是关注相关的知识、相关的课程与师生生存的现实世界的联系；生长就是课堂上临时的没有预料到的状态产生的新的火花，让师生获得的新的认知，使他们在课堂的互动中获得生命的生长。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生命化课堂，也是学校文化建设需要努力的方向或者理念，这样的理念决定我们不是在操作层面上去研究，而是在改变观念上的努力。
其实，这“三个关注”的课堂要求相当高，必须建立在教师对课堂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课堂教学经验，当然更需要具备相当丰富的知识基础，另外还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什么我主张要关注生活，因为许多教育家都非常认定这个观点，从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开始，甚至于追溯到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都是很关注生活的，所以这个观点能够赢得许多人的认同。在我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当中，我觉得贴近生活的教育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育。所以，我们就要努力地使我们的课堂、我们的教育贴近学生的生活，这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常识。而我们因为生存的压力太大，所以大家都挤到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来了，把我们的教育生存状态搞得越来越窄，从而一步步地忽视了教育的本意所在。这就需要我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一些引导，作一些改变，我们也不要祈求它有多大的变化，只要有所改观就有希望。所以，这也是我提倡教师要经常出去走走、看看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瑜：外来思想的引入，要想所有人都能接受是很难的，您在学校里是如何给老师和学生传播生命化教育思想的？
凌宗伟：我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请进来、走出去。所谓请进来就是请大量的专家过来，跟领导班子成员对话、跟教师对话、跟学生对话。走出去就是带着部分教师出去参加学习培训。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我作为一个校长在平时的会议上与其他校长所讲的内容有很大的区别，我会在会议期间传播一些生命化教育的思想给领导班子成员。开教师会也是这样，不能把教师会仅仅当作一种传达文件、布置工作的单方面会议，更重要的是把它当作一种理念传播的机会。同样的道理，在给学生讲话的时候，我经常会通过一些故事来引导，慢慢地传播生命化教育的一些追求，以及我们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期许的目标。
与之相呼应的是，我们在学校的环境上也作了一些改善，把那些空洞的标语口号剔除了，变成具体可感的故事，或者保留一些具有我们个性化、代表我们教育追求的一两条标语，比如“办有灵气的教育，育有个性的人才”“用生命润泽生命，用智慧开启智慧”“你扔下的是垃圾，我拾起的是品质”等之类的标语，主要想通过环境的熏陶来影响学生。我们学校每年正月要搞一个猜谜会，如果天气晴朗的话还可以放烟火，搞个烟火晚会；元旦我们要搞艺术节，同时要搞师生同台的文艺汇演；每年还要搞一次全校的田径运动会，这个田径运动会当中不仅有学生的，还有老师的趣味运动会；等等。我们就是一个目标、一条主线，都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主线来组织开展一些活动，在这样的一些活动过程当中慢慢地使教师由不懂什么叫生命化教育，什么叫学校行为文化建设，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名词，并且在不知不觉当中跟着走。其实，关于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界定，我们前前后后反复地思考、讨论，最终在我们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当中敲定了一个办学理念——“今天第二”。
这个办学理念是基于生命化教育的，更是基于我们学校实际的。准确地说“今天第二”是一种状态、一种追求、一种坚守。也就是说我们努力了，也许我们还只是“第二”，但如果不努力，谁也得不到“第一”！
通过生命化教育的引导，让学生达到自由成长的高度，这个理念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教育负责的态度。
凌宗伟：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 张瑜
生命化教育必须在妥协中坚守，在夹缝中生存，在应对中改善
张瑜：德国思想家朋霍费尔说过一句话：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的命。这句话充满了生命的悲情，您是如何看待的？
凌宗伟：有时候我们是需要认命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许多时候是要认命的。比如说我如果不是出生在一个职工家庭，而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你说现在会是这样的状况吗？反过来说，我如果不是出生在一个小城镇，而是出生在西北山区，我有今天这个状况吗？没有。所谓的命，其实取决于你的家庭因素和生存的社会环境。
张瑜：您谈到生命化教育是在“夹缝中生存”，受到行政体制以及家长的双重压迫，感觉很痛苦，这与您倡导的“享受教育”观是否存在着冲突？
凌宗伟：“在夹缝中生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受到两头的挤压，一个是上面的挤压，一个是来自下面的挤压。
作为一所学校的管理者，我们一方面要把社会、家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到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把我们的教育追求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一种教育智慧，就是把某些不科学的要求按要求“都做到位”。因为我们明白，只有做尊重教育规律的事情，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我们既然坚信这个选择是符合规律的，那么就要克服重重困难走下去。比如，我们在应对“三星级”高中的复验中，要准备大量的材料，说老实话，一所学校，一天到晚都在思考建立这个规章那个制度的时候，哪还有精力去搞教学呢？但是验收的标准在那里，达不到这些标准就过不了关。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动脑筋想一个很好的应对办法，如若不然，学校办不成了还怎么去实现你的教育追求和教育理想呢？
换句话来讲，只要内心坚守，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有的时候是需要适当妥协的，这也是生命化教育的一种主张。在大环境下唯有妥协让步，才有可能改善当前的教育氛围，添加一些符合教育规律的、顺乎人情的教育理想，减少一些有悖于教育发展的主张和行为。
张瑜：在这样的环境下，做教育会很辛苦，那么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凌宗伟：辛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应试教育已经是现代教育的一种常态，要改变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再辛苦我们也要开心地去做。怎样才能开心？这就需要我们以一种良好的心态来应对。良好的心态源自于哪里？应该源自于我们对教育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明白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办教育，理清了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能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老是想着苦，就会越想越苦，如果不把它当作一种苦差事来做，尽管也是苦的，有可能只是身体上的苦，但是心不苦。人不能把自己弄得身心俱惫，这样会垮的。
承认和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存在价值，并为这种价值的实现
创造各种条件和可能
张瑜：生命化教育强调生命个体，强调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您在课堂上是如何做到的？
凌宗伟：这个问题是不能靠行政推动来解决的，关键要看教师的态度和认知。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选拨性、淘汰式的教育，关注的是极少数学生。我们之所以要倡导“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关注所有的学生或者更多的学生，但是要想在短期内让每个教师都能关注所有的学生或者更多的学生，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大多数教师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这样的行为方式在短期内要想取得突破性的改变是很难的，所以要靠不断地提醒和坚持。我们学校之所以坚持每两周一次的周日在全校开研究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这个研究虽然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经常这样倡导，师生们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教育更好的状态应该是一种浸润，而不是一种机械化生产，往模子里一压就是一件产品，这种教育状态不是良性的。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不是你想得多美好就能够做得多到位，因为人不是机器，他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由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所生存的环境决定的，想一下子就能改变一个人，那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现在一直为人所推崇的“高效课堂”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而一个区域推行一个共同的教学模式更是忽略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堂课也都存在差异这样一个现实。
张瑜：要做到“因材施教”，要做到关注每一个学生是很难的，在课堂上应如何把握分寸？
凌宗伟：关注每一位学生，不能狭隘地理解成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发言的机会，而是在课堂上要跟每一位学生都有精神的交流。对学生生命的关注，体现在细微的行为举止上，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等。现实中，我们的课堂上，一部分教师是不看学生的，没有这种生命互动、情感交流的教学，效果一般来讲不会太好。
张瑜：这样的功力需要教师狠下一番工夫啊。
凌宗伟：是的。所以我经常讲，教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所谓最有效、最珍贵的互动，是老师跟学生心灵的互动，并不是一些形式上的，这也是我不看好某些名校课堂模式表面上搞得热热闹闹的原因所在。课堂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实质而不是形式。
张瑜：作为语文特级教师，您在课堂教学方面是非常有见地的，对于教师上好课您有哪些建议？
凌宗伟：我有一篇文章，谈的是语文教师要具备三种能力。一是对文本硬读的能力，也就是说一个语文教师首先对文本要认真地研究，这种研究是独立的，不借助任何参考资料，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完完全全靠自己钻研。有了这个前提，还得有二次创作的能力，就是研究者要能够根据这个文本，把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生活画面或者遭遇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联想、思考。三是要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要能说会道善写作，这个技能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是这么排列的：会说、会写、会上课。因为我们教师的天职就是一个言说者，是靠说话来工作的，所以口头表达的能力对教师来说，尤其是对语文教师相当重要。为什么要会写？作为一个教师不会写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文本，写和读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写是促进人思考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而这个语言就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有了这两个前提，再加上一定的教育教学技能，我认为这样的老师是可以把课上好的。
一个教师入职后，他前三年的努力对以后的教育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想想看，一个语文教师如果把语文教材都背得滚瓜烂熟了，三年当中又把教案背得滚瓜烂熟，有了一定的解读经验，他以后就是稍微懈怠一点，拿到一个教材，没有任何资料，凭他的经验，再加上他的人生经历，也能够很快地走进文本。现在“高效课堂”为什么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是因为我们过去许许多多的课堂都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为什么会是低效的、无效的？因为一部分教师缺少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师的那种独立钻研教材的精神。于是有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抢眼的概念，几乎一夜之间就出现了林林总总的教学模式，并且迅速占领了教育的真空领域。
模式化带来的不仅仅是速度，模式化旨在通过一套程式把知识灌输给教育的对象。它传递给学生的是冷冰冰的知识，学生缺少一个思考的空间，也缺少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方式，好像吃快餐一样，它所提供的营养并不能让学生从中得到更多的积淀，这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不赞成“高效课堂”，反对模式化，是基于对教育的认识和负责，因为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丰富人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丰富人的知识。
即便是传授知识，也要有一个对知识观的反思，即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知识，谁的知识才是知识？教育社会学认为，学生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主动选择知识的主体，是参与创造知识的人。教师在课堂上如何看待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独特认识，这也与是否尊重生命有关！
生命化教育不需要套路，校情不一样，人情不一样，风情不一样
张瑜：您自任职二甲中学校长后，一直在倡导生命化教育，实施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您与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张文质先生的观点完全一致吗？
凌宗伟：张文质先生是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是这个课题的总负责人，他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但是，对于教育，每个人的表述方法都不一样，因为个人对教育的理解跟个人的经历和认识，甚至跟他原来的知识基础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和他们的有些观点是一致的，比如有一个阶段，在梳理生命化教育关键词的时候，这个当中他们也用了我们的一些话，但更多的是他们的。毕竟他们是思想者，我们更多的是实践者，但在我们实践当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教育有时候就是一个提醒，教育更多的是需要提供帮助的，这些就是我们的表述。
我有篇文章《教育不可鹦鹉学舌》，“鹦鹉学舌”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它丢失了自己的本性，没有了自己的主张。所谓自己的主张其实是基于自己所在的学校和社区的一种创新的思想，当然也基于自己认知方面的因素，但前提是自己所面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我们反对跟风的道理就在于此。
生命化教育只是一种追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实情，这又要回到许许多多的人一直在纠结着的问题上来，生命化教育究竟有什么套路？它是没有套路的，因为它不需要套路，每个学校的校情不一样、人情不一样、风情不一样。我们做的是人的工作，不是机械化生产。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我们面对的具体人群不一样，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和策略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一样了，那就违背了生命化教育的本质。
张瑜：您与张文质先生思考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哪里？
凌宗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我想我们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是不同的。比如说近几年来，他所研究的生命化教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家庭教育方面，当然学校教育也占了很大的一块。而我更多的是在学校教育层面，当然学校教育离不开家庭教育。我是做具体学校工作的，更多的调研和研究是基于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来开展的，而家庭教育则是从对人整个生命历程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就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人生，但是学校教育还有一个义务就是指导和帮助家庭教育，在这个方面我们做得还不是很理想。因为当下的教育研究氛围并不是很浓烈，再加上我们农村家长的素养参差不齐，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比较难。尽管我们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定期的家长会，不定期的家访，但这都是远远不够的。家庭教育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远远不是学校所能左右的。这样的情况下张文质先生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就相当有现实意义了。
与之相比，我们有升学的压力，有行政工作的压力，有许许多多事情是力不从心的。应该说他的研究和思考，要远胜于我们这些工作在一线的教师。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我们学校这个小范围内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善。用民国时期的教育学者刘百川的话来讲，乡村教育需要有领袖人物。同样的，各种各样的教育都要有领袖人物，那生命化教育操作层面上的领袖人物我认为应该是张文质先生、黄克剑教授和钱理群教授，应该说他们是生命化教育精神上的领袖。张文质先生曾说过，像孙明霞、沈丽新这些教师属于生命化教育的个体户。我们是志愿者，因为我们是带着一个团队在做，我们不渴求每一个人都能认同，每一个人都能参与，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或者说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有所改变，通过改变来影响我们的学校，影响我们的学生。
我跟张文质先生的基本观点、原则问题是一致的，比如在表达的时候，我们相通的地方就是看上去比较散乱，但又是有明确指向的。在具体处理和表述的时候肯定又是不一致的，而且是不可能一致的，因为他是张文质，我是凌宗伟。从性格上讲，我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是一个儒雅的人、是诗人、是一个思想者，所以他在表述的时候，语言相对来讲就富有诗意，而我的观点比较直率，甚至比较犀利。为什么能够走得这么近，那是因为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和追求是一致的。
张瑜：您在学校实施生命化教育，推行行为文化建设可以用几个阶段来划分吗？
凌宗伟：我们学校采取的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推进策略，如果说一定要分阶段，只能是最初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更新理念，从2008年到2009年甚至到2010年上半年，主要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理念的传播，一边传播理念一边作实践探索，也就是制订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方案的过程。第二个阶段做了一些小事情，但这个阶段不好和第一个阶段分割开来，在转变理念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小环境的改造工作，就是我们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十来件小事：改造厕所、实行网络对学生全开放、建立学生社团、课间操改成课间舞等诸如此类的小事情。第三个阶段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课堂文化研究的，课堂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心所在，也是困难所在。总之，我们的思路是由宏观到微观，经历了由易到难这样的一个过程。要说课堂研究，从我们推行“学教案”开始就在研究课堂，就在营造课堂，营造舆论的抓手。
生命化教育也分成几个阶段，2011年还提出来“生命化教育的再出发”。所谓阶段也是因为推进的需要，其实这种理论的思考、理念的梳理、观念的转变跟实际的行动是不能分开的，始终是交叉并行的一种状态，区别只不过是哪一个阶段以哪一个为主。就一所学校而言，应该是每个学年或者每几年当中都需要确定一个工作重心。我们最近一两年的工作重心就是课堂文化建设的研究和推进，而这种研究方式我不主张全面普及，因为每个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人的能力和水平同样也不尽相同，不可以盲目地实行一刀切。我就想，愿意的、有能力的先行一步，而这种先行一步也不可能达到一步到位的效果，也有一个探索、研究、总结、提升的过程。一旦做起来了就可以“滚雪球”，慢慢地做大，慢慢地普及。
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生长
张瑜：您对“生命化课堂”是如何认识的？
凌宗伟：既然提倡生命化，就要有和其他课堂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我认为不是在方式方法上，不是在程序上，而是在理念上、在观念上，观念决定行为方式，所以应该慢慢提炼生命化课堂的关键词。我们理解的生命化就是“三个关注”，最初的提法是“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实景”。这里的实景就是课堂的实景，这个词又怕人家不理解，后来就改成“关注课堂”。从逻辑上讲本身就是课堂，这就是逻辑重复，后来就定位为“关注生成”。我们知道课堂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可预料，而这许许多多的不可预料就需要我们教师凭借自己的教育智慧去引导，于是我们改为“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生成”，最终改为“关注生命、关注生活、关注生长”。其实，关注生命就是关注课堂上师生的状态，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师生表现出来的状态是积极的、健康的、开朗的；所谓关注生活就是关注相关的知识、相关的课程与师生生存的现实世界的联系；生长就是课堂上临时的没有预料到的状态产生的新的火花，让师生获得的新的认知，使他们在课堂的互动中获得生命的生长。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生命化课堂，也是学校文化建设需要努力的方向或者理念，这样的理念决定我们不是在操作层面上去研究，而是在改变观念上的努力。
其实，这“三个关注”的课堂要求相当高，必须建立在教师对课堂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课堂教学经验，当然更需要具备相当丰富的知识基础，另外还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什么我主张要关注生活，因为许多教育家都非常认定这个观点，从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开始，甚至于追溯到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都是很关注生活的，所以这个观点能够赢得许多人的认同。在我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当中，我觉得贴近生活的教育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育。所以，我们就要努力地使我们的课堂、我们的教育贴近学生的生活，这是一个自然存在的常识。而我们因为生存的压力太大，所以大家都挤到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来了，把我们的教育生存状态搞得越来越窄，从而一步步地忽视了教育的本意所在。这就需要我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一些引导，作一些改变，我们也不要祈求它有多大的变化，只要有所改观就有希望。所以，这也是我提倡教师要经常出去走走、看看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瑜：外来思想的引入，要想所有人都能接受是很难的，您在学校里是如何给老师和学生传播生命化教育思想的？
凌宗伟：我采取的主要策略是请进来、走出去。所谓请进来就是请大量的专家过来，跟领导班子成员对话、跟教师对话、跟学生对话。走出去就是带着部分教师出去参加学习培训。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我作为一个校长在平时的会议上与其他校长所讲的内容有很大的区别，我会在会议期间传播一些生命化教育的思想给领导班子成员。开教师会也是这样，不能把教师会仅仅当作一种传达文件、布置工作的单方面会议，更重要的是把它当作一种理念传播的机会。同样的道理，在给学生讲话的时候，我经常会通过一些故事来引导，慢慢地传播生命化教育的一些追求，以及我们学校行为文化建设期许的目标。
与之相呼应的是，我们在学校的环境上也作了一些改善，把那些空洞的标语口号剔除了，变成具体可感的故事，或者保留一些具有我们个性化、代表我们教育追求的一两条标语，比如“办有灵气的教育，育有个性的人才”“用生命润泽生命，用智慧开启智慧”“你扔下的是垃圾，我拾起的是品质”等之类的标语，主要想通过环境的熏陶来影响学生。我们学校每年正月要搞一个猜谜会，如果天气晴朗的话还可以放烟火，搞个烟火晚会；元旦我们要搞艺术节，同时要搞师生同台的文艺汇演；每年还要搞一次全校的田径运动会，这个田径运动会当中不仅有学生的，还有老师的趣味运动会；等等。我们就是一个目标、一条主线，都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主线来组织开展一些活动，在这样的一些活动过程当中慢慢地使教师由不懂什么叫生命化教育，什么叫学校行为文化建设，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名词，并且在不知不觉当中跟着走。其实，关于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界定，我们前前后后反复地思考、讨论，最终在我们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当中敲定了一个办学理念——“今天第二”。
这个办学理念是基于生命化教育的，更是基于我们学校实际的。准确地说“今天第二”是一种状态、一种追求、一种坚守。也就是说我们努力了，也许我们还只是“第二”，但如果不努力，谁也得不到“第一”！
通过生命化教育的引导，让学生达到自由成长的高度，这个理念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教育负责的态度。